大片田地抛荒,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?短穗山姜
2022年07月26日
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,一些国家暂停粮食出口,引起整个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普遍担忧。
这种担忧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近些年农村普遍抛荒的现状。但是从每年的统计数据来看,全国的粮食产量已实现十几年的连增,可见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很强,粮食不是问题。
但是,如果农民都不种田,那问题可不小。笔者在H村观察与访谈时发现,春耕进行时,村庄中农民较强的种田意愿并没有转化为积极的种田行为。原因何在?
笔者试图从产粮地位的历史变迁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切入,分析其中的原因,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调查经验,思考农业前途与农业现代化之路。
一、产粮地位的转变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
H村位于鄂东南地区,北靠海口湖,南倚幕布山脉,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。全村400户人家,户籍人口2300人,中老年人基本留守村庄,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根据对干部的访谈得知,H村种田户并不多,90%的村民成为买粮户,粮食主要依赖于市场供给。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,村庄逐渐从粮食输出地转变为粮食输入地。
在集体时期,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,村庄的粮食主要以输出为主。当时水稻的产量约400斤/亩,每年水稻输出约20万斤,留下的部分非常有限。而村民生活艰苦,主粮是红苕,处于一种“吃也吃不饱,饿也饿不死的状态。
1981年分田到户后,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;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,水稻产量也从400斤/亩增加到550斤/亩。按照“交够国家的,留足集体的,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则,没过几年,村民的温饱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。
1986年前后,村民进城务工的情况开始零星出现,但还是以在家务农为主。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田,抛荒很少高山寄生见。依靠着人均不足0.5亩水田,村庄的粮食输出也达到约十几万斤,农户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,甚至有余粮。
2003年前后,村民进城务工比较普遍,种粮户大大减少,开始出现大量差田抛荒囊谦报春和良田流转的情况。此时水稻基本上没有输出了,甚至开始需要外面市场供应。买粮户就此大范围出现,村庄小卖部抓住商机开始采购粮食销售。
2010年,随着土地的大范围流转,村庄种粮户进一步减少。目前村庄种粮户不超过15户,村民几乎都成为买粮户,买粮吃早已在村庄中形成了共识。
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,外出务工或读书的村民留守在村时间延长,为此出现过短暂的粮荒。据说村小买卖部运一车粮食回来,很快就销售一空。不过村民说,“这只是特殊情况,他们相信“真到没有粮食吃的时候,商店不卖,国家也会管。
二、水田的非粮化与村民无田可种
H村耕地约1300亩,其中水田约700亩,不过发展到今年,可供种植的水田面积不足100亩。全村目前只有十几户种田户,且以中老年人为主,人均种植面积普遍在2~3亩之间,少量不足一亩,最多没有超过10亩的。
那么,剩余的水田哪里去了?我在调研后发现,大部分水田被用到4处地方:
一是水田抛荒或湖田变鱼池(约有150亩)。
大跃进期间,毛泽东提出“以粮为纲,全面发展的方针,农村掀起一波开荒种田的热情。村庄以生产队为单位到处围湖种田,客观上增加了水田面积。但在分田到户后,这些湖田因地势低、种植条件差等原因被逐渐荒废,有的在九十年代被私人化,挖成几个大鱼塘发展养殖业。
二是被大面积地用于建房(约有200亩)。
1981年分田到户后,路边的水田都被分给各家耕种。在集体时期,村民是不允许在水田上建房的。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及生活水平的提高,村民的建房需求也快速增加。在土地管理部门缺位情况下,以2000年和2010年为时间节点,村庄掀起两次建房高潮,村组级公路两侧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居民宅。据老干部讲,这些宅基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体时期最好的水田。
三是被廉价出租给苗木基地老板(约有300亩)。
出租方主要为两类家庭,一是外出务工,家里无劳动力的农户。他们认为与其抛荒或者免费流转粒状马唐,不如出租给老板,省事还能获得租金每年能获得200元/亩的租金。二是想种却无法种的农户。由于四周水亚麻荠属田出租种植苗木,破坏相邻水田的水利,导致部分村民无法继续耕种,只能勉强出租。
由于水利体系的被破坏,以及粮食价格的低廉,如今种田不划算,甚至经常会亏本。于是农民就将田改为旱地,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,如油菜、芝麻、小麦等。
水田非粮化后,想要重新恢复,就比较困难:首先,姑且不论湖田私人化,一旦挖成鱼池,想要恢复,成本很高;其次,水田被用来建房,已被严重破坏,不可能恢复;再次,种植苗木,既改变土壤性质,也破坏水利体系和田界,即使合同到期,短期内恢复如初也不容易;最后,水田改旱地容易,相反则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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